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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才意识到，在前往广元的高铁上，透过车窗所看到的嘉陵江东岸崖壁上密密麻麻的龛窟，正是当年营造学社川康古建调查路线的第一站：广元千佛崖。或许由于距离太远，对岸那些形如蜂巢的龛窟，并没有与我心目中四川境内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摩崖龛窟群对应起来三亿体育。

　　1939年9月到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着年轻的营造学社成员莫宗江和陈明达，往返于岷江与嘉陵江沿岸，跑遍大半个四川，调查这里的古建筑。这也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野外调查。由于战乱、气候等因素，四川境内木建筑所存无几，多晚至明清两代，所以他们此次的调查重点，正如刘敦桢在出发不久后日记所载：“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占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此外，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难以算计。而隋、唐摩崖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为此行之主要对象。”

　　就古建筑而言，三者之中，摩崖石刻仅以附属艺术，位列最末。然而，对梁思成他们来说，这一考察并非临时起意。受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等人的影响，早在1933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在考察云冈石窟之后写作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便有意识地注意搜集石刻中的建筑元素，并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洞本身的布置、构造及年代；一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现的建筑物及建筑部分。

　　四川境内沿江两岸分布广泛的摩崖造像为他们的考察提供了便利。尽管此前已有伊东忠太、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等人的零星考察记录，但事实上，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四川的摩崖石刻依然寂寂无闻，数量众多却等待发现。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雷玉华在不久前一次讲座中提到，据2021年完成的石窟调查项目，去掉一些造像已无存的点，四川仍以现存2134处摩崖造像位列全国第一。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当年营造学社考察过的众多石刻中，哪些最具代表性？

　　“营造学社对四川造像的调查，主要是沿江沿河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四川摩崖石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规律：从北到南，从早到晚。沿金牛道向南进入四川就是广元，那里有一些北朝石窟，再往南的绵阳府君阙上有南朝造像。川北造像比较早，受长安、洛阳影响比较大。然后继续向西南、东南发展，中晚唐开始，可能与明皇幸蜀有关，西南发展起来了。再晚一点，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南移有关，大足、安岳的五代、宋时期的造像在川东南发展起来。”参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于春描述的四川造像发展脉络，我们将踏访重点锁定为沿时间脉络发展的川北、川西南、川东南造像代表：广元、夹江、大足。这几地当年也为营造学社所重点关注。

　　广元千佛崖已被辟为一座环境优美的石窟艺术博物馆，穿过门口耸立的经幢和气势宏伟的大门，林木掩映中继续前行，便来到千佛崖，旁边就是古蜀道金牛道上著名的栈阁——石柜阁。博物馆内保留了一段金牛道遗址，斑驳的石头上长满青苔，千百年来，这条古道曾经是从陕西汉中勉县通往四川腹地的官驿大道。古道之上，沿着崖面凿宽的路面正是1934～1936年间修建的川陕公路。1939年12月7日，梁思成和刘敦桢从广元北门出来，沿着这条公路北行3公里，前往千佛崖石刻调查。

　　公路修建过程中，南边的崖体破坏比较严重，至今仍能看到当年凿切的崖面和其上残破的龛窟。千佛崖石窟艺术博物馆馆长王剑平告诉我，1991年他刚到这里上班时，文管所能管理的部分只有崖面，脚下的川陕公路依然川流不息，“当时通往陕西的铁路只有宝成铁路，公路只有川陕公路，很多大货车在上面跑，经常堵车几十里。后来对面才修了高速公路。2008年汶川地震后，灾后重建，政府将这条路后移100多米，打了隧道，才把这条路废掉”。据2000年6月至2001年11月的调查数据，千佛崖造像在南北绵延388米的岩壁上，仍存950个龛窟、5000余躯造像。当年川陕公路修建过程中，被损毁的龛窟约在三分之一左右。

　　踏上千百年来经行的古道，一面是滚滚的嘉陵江水，一面是密密的龛窟造像，岁月的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云冈石窟基本以北魏为主，几乎没有唐代石刻；龙门石窟分为北魏和唐代两期，但它的唐代造像基本在唐初，到武周时期，已经基本开满。龙门石窟收尾的时候，四川开始大规模开凿石窟。广元千佛崖从武周时期开始大规模造像，一直造到开元。盛唐到天宝时候，跑到广元西南15公里的观音岩。”王剑平说。尽管千佛崖最兴盛的时期在初唐、盛唐时期，但这里首先吸引人的还是位于千佛崖底层、开凿于北魏晚期、编号726的大佛窟。

　　大佛窟内雕一佛二菩萨三尊立像，主尊两侧的二弟子以及其余壁面上见缝插针的小龛像均为后代补凿。主尊头像和右侧胁侍菩萨已然损毁，唯有左侧菩萨保存完整，北魏标志性的微笑，丫形髻、飞扬的裙摆，正是那个时代褒衣博带的风格，然而整体造像简朴浑厚，并看不出来北魏晚期“秀骨清像”的特点。

　　王剑平提醒我看上面一龛编号226的三圣堂窟，三壁三龛中的一佛二菩萨造像，龛楣龙首反顾的浮雕双龙，显示这同是北魏晚期的一处龛窟。仰望上去，保存完好的主佛双肩下削，颈部细长，样貌清秀，依稀有“秀骨清像”的感觉。考察日记中，刘敦桢记录：“千佛崖摩崖，虽大部成于盛唐，但有一龛，姿态衣纹，似北魏晚期作品”，或许指的正是这龛造像。

　　南朝梁天监四年（505），广元守将投降北魏。千佛崖的北魏龛窟正开凿于北魏晚期统治的近30年中。只是为何这一时期的造像，并不都呈现“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呢？所谓“秀骨清像”，是指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至西魏早期，流行在洛阳长安的一种造像风格。在雷玉华看来，广元千佛崖的北魏晚期造像“秀骨清像”的风格所以不明显，既与地方工匠学习水平有关，同时也反映了不断流变中的造像风格，“530年前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南朝造像受张僧繇‘张得其肉’‘面短而艳’画风影响，人脸很饱满，衣服比较贴身，偶尔也有飘起来的”。

　　与此同时，北方造像的风格也在悄然变化。“一条路线是走秀骨清像的传统路线；另一条路线是比较丰满粗壮的新风格，这种风格最开始在北魏晚期出现，经过西魏造像的影响，形成北周比较粗壮的风格。”于春说。

　　广元千佛崖的第三个北魏洞窟，编号535窟的莲花洞，迟至2020年7月才在进一步考古调查中被确认。由于在武周时期经过大规模改造，这座洞窟只剩下窟顶的莲花还有北魏的气息。

　　由于当时修建川陕公路，凿去了登崖石级，刘敦桢没有能够登上开凿于唐开元年间的最大洞窟：大云古洞，在日记中留下“不胜遗憾”的记录。沿着栏杆一路上行，我们得以近睹层层叠叠的盛唐龛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龛门口肌肉遒劲的力士，还有身材丰腴、造像优雅、面带微笑的观音像。这正是雷玉华向我们描述的长安风格：“身体比例写实，透出身体的形状，显示身体的美和力量。”

　　这一时期洞窟，除了一些佛塔、经幢的浮雕，建筑元素很少。要行到以中唐以后造像为主的夹江千佛崖、大足石刻等处，刘敦桢他们才找到期待的建筑元素。

　　夹江千佛崖开凿于岷江支流青衣江北岸的古栈道崖壁之上，始凿于盛唐，以中晚唐龛窟居多。这里的自然景观险峻优美。1939年10月27日，刘敦桢第一次抵达时，形容所见“因地负山面江，风景幽胜”。崖壁上林木葱茂，石板路下修建于民国时的胡公渠水深流急，声浪滔滔，趴在旁边栏杆上仰望崖壁上龛窟，颇有惊心动魄的感觉。2009～2012年，于春曾参与夹江千佛崖造像的调查测绘，记忆中那里生态非常好，她和同事搭着架子像猴子一样爬上爬下测绘画图时，常有蛇、青蛙掉下来，有些佛龛里还有蛇蛋和蜥蜴蛋。

　　几天后的11月3日，刘敦桢再次返回夹江千佛崖细致考察，补拍照片。令他最为兴奋的，这里三龛有着许多建筑元素的净土变造像，让他联想到敦煌壁画：“细察佛像衣饰，以初唐开凿者少，盛唐以后者居多。其中镌刻建筑物者仅三龛，皆重楼杰阁，联以廊桥，如敦煌壁画所示。但详部表现，仅有鸱尾、蜀柱与卧棂式阑版，而无人字补间，足为唐中叶以后开凿之证。”

　　梁思成一行从重庆启程考察时，曾途经大足，但是直至这趟考察快结束时，才于1940年1月18日正式考察大足北山佛湾石刻。不过以川渝摩崖石刻的演进脉络看，以开凿于晚唐、盛于两宋，被视为中国摩崖石刻最后辉煌的大足石刻作为考察收束，再合适不过。

　　大足石刻是涵盖从唐末到清的75处佛道儒石刻的总称，其中又以唐末到两宋的北山和南宋时期的宝顶山两处佛教摩崖石刻最为著名。从北山到宝顶山，一路看下来，便能看到从唐末、五代到两宋的佛像雕刻的转变脉络。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1982年他到这里时，北山和宝顶山还是一片荒地。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他前往位于宝顶山圣寿寺旁的文管所的一座房子报道，觉得进了深山古寺。第二天早上起来，在佛湾山崖一望全是佛像的震撼，让他决定以后就在这里“守菩萨”。大足石刻的世俗化，在黎方银看来更多是一种人间亲切：“首先面相不是那么神圣肃穆，特别是它的目光和你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亲切。艺术家在雕刻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佛像的位置、高度包括与人相融的距离。”

　　那种人间性，还表现为一种醉人的美。梁思成看了北山摩崖石刻的观音像后，在《西南建筑图说》中不禁发出感叹：“再南一龛，中镌观音半跏坐像，丰神丽都，宛如。其左右侍像各五尊，皆靓妆冶容，如暮春花发，夏柳枝低，极逸宕之美，佛像至此，可谓已入魔道矣。”

　　我们一路所见，除不同时期洞窟中时而可见的经幢、佛塔浮雕，川渝境内摩崖石刻中的建筑元素主要体现于净土变造像。

　　净土是佛教宣扬的理想投生境界，在那里粮食自然成熟，乐器不奏自鸣，佳果成林，天宫楼阁，云烟缭绕。净土主宰为阿弥陀佛，佛教宣称只要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除灭一切罪恶，转生到西方净土。据文献记载，早在南朝时期，中国即出现净土信仰，高僧惠远就曾在庐山结社，礼拜阿弥陀佛。隋唐之后，净土信仰在民间广泛传布。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就写道：“有唐一代，净土之教深入民间，且染及士大夫阶层。”

　　由于《法华经》等经典在民间广泛流行，出现许多反映净土信仰的故事，这些故事又以经变画的形式出现，进而寺院壁画、雕塑以及摩崖龛窟中便出现大量反映西方净土信仰的内容。学者胡文和在《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的“西方净土变”》一文中，将川渝地区唐代摩崖造像中的西方净土变表现归纳为三类：1.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像；2.依据《阿弥陀经》雕刻的阿弥陀经变；3.依据《观无量寿佛经》雕刻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简称观经变）。胡文和研究发现，在四川的石窟遗址中，表现有净土变作品的石窟遗址多分布在岷江下游流域、青衣江流域、沱江流域，岷江和青衣江之间、沱江和岷江、涪江和沱江之间的地区。“这些区域大都靠近成都，而成都寺院中的西方变相壁画可以作为石窟中该类作品的粉本。”

　　雷玉华考察绵阳、巴中等地大量有纪年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像，发现这一净土变完整的发展脉络：“绵阳贞观年间的两龛像，巴中开元年间的大量这类造像，都没有出现楼阁。‘安史之乱’前后，这一造像中间后面开始出现一些小的亭台楼阁，到800年前后开始逐渐增多。有明确铭文记载的，就是广元市苍溪县三川镇望天观摩崖石刻的一龛造像，开始出现一些小的楼阁。”

　　如果说在邛崃等地摩崖石刻中，阿弥陀经变所反映的莲台楼阁还嫌简单，那么乐山、夹江、大足等地摩崖石刻中的观经变，则生动淋漓地展现了中晚唐时期的寺庙建筑。

　　梁思成在《西南建筑图说》中，把最高赞誉给了乐山龙泓寺摩崖造像中的一龛观经变。今天读这段文字，仍能感到字里行间他那种发现的欣悦：“龛内所刻建筑，中央为殿堂二层，具平座，上覆四注顶。左右掖刻经幢各一。再次翼以三层建筑；其第二层中央做屋，而以屋顶山面向外。自此转至东西壁，复各刻比例瘦高之建筑物一座；下层壁体，类日本之多宝塔，国内除敦煌壁画外，他处犹未发现。以上五建筑之上层，联以阁道，覆以廊屋，窈窕相通，而阁道皆弯形，如宋《营造法式》所载之圜桥子。余如俊柱卷杀之美丽；与阑额前端垂直截割；额上无普拍枋；勾阑阑板施卧棂与勾片造；及人字形驼峰；屋顶鸱尾等，均形制比例逼真实物，足窥营建此龛之匠师，对于建筑物结构曾具深切之了解。”

　　有龙泓寺观经变在前，夹江千佛崖三龛阿弥陀经变中的建筑便似乎显得简陋寒碜。不过，大足北山245窟的观经变，仍给梁思成留下极深印象：“其南侧建筑物三楹。门内东壁中央，镌观经变相一龛，约阔二公尺，高三公尺弱，为省内此类题材之最巨者。”

　　不管是刘敦桢，还是梁思成，看到这些净土变时，都不约而同想到敦煌壁画。据胡文和统计，敦煌莫高窟中，各时代的阿弥陀经变有63铺，绘制于唐代的有39铺；各时代的观经变有85铺，绘制于唐代的有73铺。通过比较，胡文和发现，川渝的净土变与敦煌绝大多数具有相同模式：着重将“莲池化生”而非“来迎接”的内容图像化，这恰恰反映了唐代佛教净土宗强调“往生”极乐世界的根本思想和方法，是要信徒通过“自力”，即全力以赴念佛名号，往生于“莲池花生”，而不甚看重“他力”，即阿弥陀佛“来迎接”的“九品往生”。胡文和发现，四川石窟中唐代净土变表现的建筑群，与敦煌壁画相似，都采用四方庭院的空间格局。与敦煌壁画中的平面中轴线布局不同，四川石刻中的庭院呈梯形的两级或三级平台，原因在于，“四川除成都平原外，余均为深丘或浅丘区，地势起伏不平，设平台表现出对地形的利用，并借此使主体建筑物位置更高；而前面开阔的平台，也更好地衬托出来后面高大的殿身。另外，平台还是寺院进行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那么，被梁思成称为“省内此类题材最巨者”的北山245窟观经变相，又刻画了哪些建筑呢？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龛洞窟时，深深为其宏大而精美的造型所震撼，用黎方银院长的线多件法器，在有限空间中雕刻表现出来，可想多难！”

　　据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教授李志荣考证，245窟属于北山佛湾早期窟龛，开凿年代在晚唐乾宁三年（896）之前。该窟正壁上部是一座抱厦两头造的三层楼殿，正面突出抱厦两头造的屋。楼殿伸出三层环廊，折向左右两边，环绕前庭；左右前方各有一经幢和一八角形的两层楼亭。主建筑两端，伸向左右的三层环廊各与侧壁的一座三层楼殿相连，这两座楼殿又各有飞廊，与一座两层楼殿相连。雷玉华根据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认为245窟中正壁楼殿廊桥相连的主建筑组合，正是《营造法式》中所说的天宫楼阁佛道帐。这种用小比例尺制作的楼阁木模型，多置于藻井、转轮藏的经柜及佛龛中，象征居所。

　　该龛正壁下沿，11个长方形小龛中雕刻的是《观无量寿经》中《未生怨》的故事，其中也有不少房屋造型。

　　龛楣左右壁，小方龛雕刻的则是《十六观》的故事内容。其中第6龛的内容，一般被认为反映了晚唐时一座小型寺院的平面布局：“前为一大门，系一座二层楼阁，内为庭院，两侧为配殿，最后面并列三座两层的楼殿，中央一座较高大，四周绕以围廊。”

　　就这样，中晚唐时期当北方石窟造像渐次凋零之际，方兴未艾的川渝摩崖石刻，在壁画之外，通过丰富的西方净土变，为我们依然留存了那个时代的建筑元素与生活气息。

　　（本文写作参考《梁思成全集3》《刘敦桢文集3》，广元市千佛崖石窟艺术博物馆编《千佛崖》，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胡文和论文《四川和敦煌石窟中“西方净土变”的比较研究》等著述，感谢董华峰、钟治、刘国建、罗国家等对采访的帮助）

　　大足宝顶山18 号开凿于南宋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规模之大， 堪称中国石窟同类造像题材之最

　　净土是佛教宣扬的理想投生境界，在那里粮食自然成熟，乐器不奏自鸣，佳果成林，天宫楼阁，云烟缭绕。净土主宰为阿弥陀佛，佛教宣称只要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除灭一切罪恶，转生到西方净土。据文献记载，早在南朝时期，中国即出现净土信仰，高僧惠远就曾在庐山结社，礼拜阿弥陀佛。隋唐之后，净土信仰在民间广泛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