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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晓勇，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书法类考试招生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美术与书法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

　　根据文字材料，汉隶可分为简牍帛书、石刻、砖陶文、铜器文字等类型，其中石刻隶书由于异彩纷呈的书刻意趣，自唐以来即受到文人学者的品评。据文献记载与实物留存，目前所知晓的石刻汉隶有近三百种之多，近年来仍有新发现。从形制来看，石刻汉隶有碑碣、摩崖、石阙、题记等形式，其中汉碑由于发现时间早、名家品题多、影响深巨，不仅被古人视为石刻汉隶的代名词，更被尊为汉隶的典范。

　　受材料的限制，古人对于汉隶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石刻书迹风格的呈现，不仅包括书丹与刊刻工序（有的只有刻），更有风化剥蚀等时间因素的融入。启功在看到新出土的汉代木简后曾感慨道：“汉隶风格，如万花飞舞，绚丽难名。核其大端，窃以《礼器》《史晨》为大宗。证以出土竹木简牍，笔情墨趣，固非碑刻所能传，而体势之至精者三亿体育，如《春君》诸简，并不出此之外，缅彼诸碑书丹未刻时，不禁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5页）这种以墨迹证石刻的眼福，恐怕是明清书家难以想见的，以“书”证“刻”，对理解汉碑笔法大有裨益。但不可否认的是，石刻隶书展现出的美感，融合了书写、刊刻、磨泐、捶拓等多种因素，刘熙载所谓的“汉碑气厚”也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我们还发现，汉碑所恪守的“雁不双飞”等矩矱，在简牍中似乎并不严格，这又说明石刻文字与汉人日常书写有着不同的要求。

　　著录、品评汉碑古已有之，如郦道元《水经注》就多次提到汉碑。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亦云：“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能通神。”“苦县”指《苦县老子碑铭》，“光和”则指《汉幽州刺史朱龟碑》。所谓“骨”，无疑指二碑硬朗清健的笔力，是古风的体现。明末清初，随着金石鉴藏风气的兴盛，研究者对于汉碑的探讨，已不局限于金石考证，品评书刻风格成为一种风尚。《礼器碑》《华山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名碑之所以为文人雅士所关注，进而成为书法经典，影响清以后隶书的发展，均与反复品题、推许传播的风尚密不可分。

　　明清书家对于汉碑书风的品评，最初仅限于个案，其后则呈现出风格化、类型化的评述。研究者对汉碑风格的密切关注，反映了汉隶在整个清代碑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深入发掘这一风格体系，无疑对于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于石刻汉隶风格的认知，不能仅限于罗列几个概念，须要看到审美背后的文化内涵。石刻汉隶是汉代礼制文化呈现的一种方式，所谓“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张迁碑》），“后来咏其烈，竹帛叙其勋”（《景君碑》），石刻文字的书体、风格、形式等均要符合这一文化要求。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在秦朝，石刻被用于炫耀帝王的功业，东汉以来则成为上至朝廷显宦，下至一般官吏，甚至是普通百姓都使用的一种文字记录形式。石刻文字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可以记录地方官的德政、武将的功勋，也可以载录地方衙署与朝廷之间的公事呈报，以及与百姓之间的权益契约，还可以铭刻民间私产的所有权。书刻的根本目的即希望所记内容与金石同寿，这是一种厚重的铭石文化心理，书刻只是这种心理的外化。以此而言，《曹全碑》的秀逸、《张迁碑》的方拙、《乙瑛碑》的雄古，其实都源于一种文化情结，只不过在具体形式的表现时，又加入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刘熙载所谓的“汉碑气厚”为何在风格众多的石刻汉隶中具有普适性？恐怕还需从汉代铭石文化角度加以解读。

　　汉隶是学隶的宗趣，而石刻汉隶则是宗趣之宗趣。汉碑之美，丰富灿烂，它能够给欣赏者带来深厚的审美体验，三类也好，八种也罢，都足以说明汉隶“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见王澍《虚舟题跋补原·〈汉鲁相韩敕孔庙碑〉》）的魅力。当年刻工的稚拙，在历经千年之后，意外生成了一种古朴浑奥之美，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更须从学理上分析其初始与流传。